Kai's profileI am BlackBear .PhotosBlogListsMore ![]() | Help |
|
September 28 ZT: 李大嘴和颜强关于穆里尼奥离去的文章
李大嘴的文字 总有这样一秒钟,我们发现欧洲最强之人也会变得最脆弱,就像当年拿破仑在一场大雾黯然隐退,黑衣的穆里尼奥三步一回头,这时的伦敦月黑星高,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个时代结束了,把传说装进口袋,把愤怒化为倦怠,再见斯坦福桥,斯坦福桥已成穆里尼奥未践理想的奈何桥。接受事实,虽然事实荒谬得如同明天早上看不见太阳,穆里尼奥在斯坦福桥天空制造过无数闪电,可最震撼的一道闪电却是他的离去,然后整个天空寂静黯哑,从此只有弗格森这样的神,却没有穆里尼奥这样的魔,没有神魔大战的英超战场只是和气一团的菜市场,或者赛季末打折的名牌店“OUTLET”,我们终于回复到2004年以前的按单出牌,看老弗爷和温格两个经典派老头子轮流坐庄。这足够无趣了,但足够有理,世界上最有理的不是“造反有理”,而是“韬光养晦”,异教徒穆里尼奥触动了雷区,所以注定他来粉身碎骨。
很雄伟,很无趣,很他妈不像真正的足球而像道琼斯、纳斯达克股票指数。 猜想下一个斯坦福战神是谁已不重要了,是希丁克是德尚是里皮是卡佩罗都不重要,因为不重要的是每赛季的英超冠军欧冠冠军,而是一个竖起衣领眼神忧郁可以猛踹水箱可以振臂狂奔可以不顾阿玛尼西裤的珍贵在草坪上滑翔十米甚至可以为一只小狗与特事逼的伦敦警察掐架的“魔力鸟”——
颜强的文章 人说还会有下一个穆里尼奥,我无力否认,却又更不敢认同。穆里尼奥是什么?他代表了什么?他是怎么诞生的?未来的岁月里,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文字和思辩,围绕这些话题而展开。 说还会有下一个穆里尼奥的人认为,穆里尼奥就是一个快餐文化时代的标准品牌。他代表了这种文化环境中的“即时效应”——Instant Effect,一如你我每天都用的即时网络沟通技术msn,一如超女快男舞台抑或百家讲坛圣殿一夜成名的速溶咖啡模板。他具备了“即时成功”的模式效应,用这种模式在切尔西复制了他在波尔图时代的成功。然而正因为其现实的模式,也让这种成功具备同质性,有可能被模仿。 认为还有下一个穆里尼奥的人,也认为“穆里尼奥”本身就是可以被复制的。按照他们对快餐文化的解构分析,还能从现版本的“穆里尼奥”中找到粗糙、浅薄和极度功利化的痕迹。 “穆里尼奥”是怎么诞生的?不,巴塞罗那的那个翻译和波尔图那个少帅,并不是“穆里尼奥”。那只是成为这么一种现象的原始因素积累。穆里尼奥成为“穆里尼奥”,我认为诞生的那一瞬间便是他施施然驾临伦敦,面对记者包围之下,施施然吐出的那句话:“……我不是池中之物,我是特别的一个……” 这是划时代的一句话。这句话动摇了现代商业媒体对一个职业足球教练的认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偶像级明星主教练由此诞生。一场和英国媒体旷日持久的诞生由此开始。 任何一个品牌的建立,都必须先拥有优质产品,但是最佳的产品质量,并不足以保证这个品牌必将成功,酒香总怕巷子深。成功的品牌,必须有“特别之处”。穆里尼奥这个品牌,有产品质量的成功:他能在短期内揉合出实力超群的球队。不过这个快餐文化品牌倘若真的成功,并且成功到可复制的程度,其特别之处也很特别:利用和操纵媒体、无限制地制造曝光度,极大地包揽权力和制造矛盾,在实际生产(球队场上表现)和市场推广(主教练场外表现)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 快餐文化品牌还有一种特性,那就是缺乏深度,这也是其容易被复制的原因之一。足球意义上的穆里尼奥究竟有多少深度?假如从理想主义的角度考量,至少在蓝色斯坦福桥的三年他并没有显示出来。他的足球是“即时成功”的,是立竿见影的,却也是缺乏创新的。 所以你不能否认,下一个穆里尼奥或许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他或许不会穿上那么酷的阿玛尼风衣,或许嘴角扭动不会那么性感,但他会有另外的包装模式,同样能让伦敦的女记者们激动得上蹿下跳。 然而这就是“穆里尼奥”吗?怀疑依旧存在。 我相信这个品牌的诞生,确实发生在“特别一个”宣言时刻,并且他也代表了快餐文化的各种“即时效应”。只是穆里尼奥不是李宇春。只要湖南卫视愿意,他们每年都能生产出一个李宇春,甚至生产出一个比李宇春还快男的李宇春。可是穆里尼奥能如此复制吗?取得他在足球场上的成绩,有可能,取得他主宰媒体的影响力也可能,不过要想达到在如此短时间内,达到穆里尼奥般一城一队一人的地位,却未必可能。 穆里尼奥现象,具备了快餐文化品牌的各种因素,他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运用,但是机缘巧合的次数却很难重复。更何况,我们在解读这一场资本和知识竞争的闹剧过程中,总会在人际关系中探幽访古的过程里,忽略了穆里尼奥这个个体的力量。 一个害怕失败,一个出生低微,一个士有怀瑾握瑜而不见容于朝的激愤斗士。这个早熟的人,孩童时代就从父亲失败的职业足球教练生涯里感受到了“失败是最不能接受的生活”。他与所有人为敌的行为,或许是在夸张,或许也是在自我保护。谁都知道,一个眼高于顶、极度自高自大的人,其实也极有可能是一个内里相当自卑的人。 他有着“即时成功”的足球模式,看上去切尔西的足球确实少了些浪漫追求,可他的成功不是“即时成功”,因为在葡萄牙和巴塞罗那当翻译的七年时光,二十年来通宵达旦地研究足球战术,不是一夜成名的人所能完成的。穆里尼奥,仍然是一个以传统成功法则为基础,却巧妙利用了现代快餐文化手段,从而集大成于一体的人。 他的离职,更坦率地说,应该是解雇,同样不会像快餐品牌那样转眼成烟。穆里尼奥恐怕再也不会像过去三年的穆里尼奥那样成为英超最大的一颗星。十年之后,我不敢肯定还有几个人记得李宇春,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十年之后,看足球的人仍然会都知道穆里尼奥,因为职业足球根本就不是“即时成功”的游戏。 这一点,从事中国足球的人们肯定不会否认。
穆里尼奥的离去9月19日,穆里尼奥离开了切尔西。 作为圈子里面的人,李承鹏和FT的颜强都给写了纪念的文章。虽然他们风格完全不同,但我个人感觉,都是挺正面的评价。从FT专栏作家颜强的角度,他在切尔西的这三年半的确在足球的历史上留下了属于他的痕迹。公式化,未尝不是一种探索。李大嘴的文字就很飘。读起来的感觉就挺情绪: 三年半的满城欢呼是必然,三年半后的挥一挥手,不带走一丝云彩是必然, 连死都死得这么有型有款,这才是穆里尼奥,这才是“魔力鸟”
对于足球,我挺贪婪:希望华丽,洋溢着激情而且还要进球。94年在美国,老马冲到摄像机前咆哮是我心中完美的比赛的一个标记。当时他刚刚打入复出后世界杯的第一个球,为那场比赛称为漂亮的胜利划上了一个句号。而那不是简简单单的一脚射门,之前,阿根廷的哥们儿全部一脚传球,一气呵成,由老马完成最后一脚。其实,按这个标准,切尔西达不到我喜欢的程度。不如99年的曼联。不过老是功利的像拜仁那样赢球伤了我看球的性子。但现实挺残酷的,那么为了赢球,只好放弃华丽、抑制激情。这是大多数的选择。翻过99年的巅峰后,曼联轰然倒下。我寻寻觅觅,在激情的英超,在有钱的俄国人终于换到了穆里尼奥之后:这个目空一切的口出狂言视足球可以公式化的葡萄牙人带着几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但很实在的小伙子在英超闯荡,我喜欢上了切尔西。我喜欢他灰白的头发,喜欢那总是裹在身上的呢子大衣。我想我内心里面把他当作从白丁而起的榜样,而且在放弃华丽和完美这第一个原因之后,我把为一场球而守候在电视机前的第二个原因定为“支持的球队应该赢球”。这点,穆里尼奥的切尔西满足了我。而我竟然还看了05-06赛季他们全部的比赛,一场不拉。那是他们创造连续不败的日子,是属于他们的英超。 可最后,他必须离开。冠军杯,他因为冠军杯的成绩到切尔西来,可能同样因为冠军杯的成绩而离开。我早已不看切尔西的球。不过切尔西是我最后一个能够完成看场比赛支持的球队。所以,在听到我喜欢的穆G离开的时候,在回忆中游走一回,念叨一下这个曾经给我那么多港岛陋室中寂寞着的夜晚带来欢乐的人。 September 17 第一次上YouTube看到杨澜访问姜文,有两个有意思的想法: 一个是杨澜在大众视野中的走过的这20多年经历。 看着这个和姜文坐在一起的“杨澜”,忽然就冒出了这个念头。在我们这个时代,她从毕业到正大综义,到凤凰卫视到嫁给吴征,再到阳光卫视,在我们这个时代,挺有代表性的经历。有点想读读这个女人的“传记”之类的想法,不过似乎有不希望是唯利是图的出版商所鼓捣的,基于我对这个女人智慧的信任,我想她不会让我失望,呵呵。
另外一个就是,姜文说了一个在剪辑《鬼子来了》时候的细节。前由是杨澜说是不是很多人都说你比较过于执着,太努力追求完美。姜文说,一剪就是九个月,多数人都烦了。自己往那个地方一坐,完全不知道时间。他分析,周围的人觉得这个导演挺拼命的,误认为是在搞艺术。但其实自己是由着性子,像玩游戏机玩疯了一样的,着了魔。旁边的人就是提醒自己——要注意身体啊这类,这都是变相对自己的肯定,自己也没有警觉这是一件挺不好的事情,而自己是由着性子,仿佛一个独裁者,因而丧失了很多的判断力,而影响了最后的结果。姜文的这段话反复看了三遍,挺有启发,但是又似乎表达不出来。
(在YouTube上搜索“人物姜文”,http://www.youtube.com/watch?v=jKifjaC_EiQ&mode=related&search= )
September 16 值得看不止一遍的电影
半个月前的《三联生活周刊》用封面文章推荐。姜文的那把猎枪,那身应该穿过多年但还是有非常味道的皮夹克,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看完三联的文章就等候电影上映了。 小房同学虽然是个二世代,毕竟有其母亲的谆谆教导,加上其父为其奠定的人脉那就是机会,注定能够有像样的机会给他抓住。等着,跟谢霆锋不同,过了三十,将来我们能够时不时的从各式各样的媒体上听到他的“名言”。他会成为一个有深度的电影从业人员。可能会在电影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而不是依赖他父亲的声望。 而昨天无意中看到洪晃同学在电视上对陈冲的一句评论:那个“骚”演得真是到位。我想,那就是演得不是一般的好。不论是洪晃的脑袋还是陈冲的经历,我都相信这个评价的含量。 今天的豆瓣在首页首条推荐了这么一篇评论,给的五星,我想这都看出这篇评论的份量。借回复的网友的话:兄台,你说的挺靠谱的。来表达一下我这个还没看过的人的赞赏之意吧。 另外一个回复说得蛮有意思, 昨天去看的~~看完出来想骂人,确实一点没看懂 。只知道这是姜文想要的,我们理解不了 。现在看看你写的,总算找到点安慰。 我想,看第一遍应该是看不懂的。我决定不去电影院看,而是等DVD出来,买张优质的 DVD版本收藏。
太阳照姜文的模样升起 (ZT) 今天是宁波第一天放映姜文的《太阳照样升起》,下班后迫不及待去影院看了。看过之后,有一肚子的话想表达出来;看到第四个段落,周韵挺着大肚子去营房看一堆亡夫的衣物时,我竟然泪流满面。 这是一部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解读的电影,从叙事结构上它借鉴了昆丁·塔伦蒂洛的成名作《低俗小说》,从表达形式上又借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和象征。 姜文说,这部影片的故事可以放在任何时代背景来演绎。不错,这是一部关于两个爱情湮没的故事,放置在民国、当代;南美、西班牙、韩国,都可以。但放置在1958年到1976年的背景下,却又宛若寓言。 先说爱情 周韵还是一个年轻女学生的时候,就被“最可爱的人”诱惑/爱上了。当她大腹便便到大漠的营房去看孩子的父亲,只剩下一堆衣服。她带着痛苦乘坐空荡荡的火车离开伤心的大漠,遗腹子房祖名出生在火车上。 这是1958年的故事,两个女人在大漠的旅途偶遇,一个为着幸福的爱情,一个为着伤心的爱情。 1976年,爱情都湮没了。 周韵带着遗腹子到爱人的故乡,云南的一个山村里。1976年,因为一个梦,和一双绣着鱼的花布鞋,她“疯”了。她看见了重复着亡夫曾经的话语(“我知道,我知道”)的鹦鹉,她追逐这只鹦鹉。她儿子房祖名有着算术的天赋,却被疯妈给逼得不上学,不出门,不出工,随时都堤防着妈妈会做出疯狂的事。 周韵最后对儿子说:我现在好了,你去接下放的人吧。房祖名接了下放的姜文和孔镱珊,半路上就得知自己的疯妈失踪了,只看到沿江漂过的衣物,还有那双花布鞋。下放到山村的姜文成天带着山里的淘气孩子上山打猎,以猎物来挣工分。偶然的一次,他发现了周韵搭的隐蔽的石头房子。他趁夜去探访,看到女人的衣物。而这个夜晚,当他回到家时,却发现自己的老婆孔镱珊和小队长房祖名通奸,她对房祖名说:你唐叔说我的肚子像天鹅绒。 他将猎枪对着房祖名。对死亡毫无畏惧的房祖名问姜文:天鹅绒是什么?姜文说:我会帮你找块天鹅绒,但你看到天鹅绒的时候,也就是你死的时候。离开山村的姜文没有带回天鹅绒,因为他的朋友崔件健开导了他,不是房祖名的错,是他自己“占着茅坑不拉屎”,只顾带一帮毛孩子打猎,把老婆搁家里撂荒的错。但房祖名带回了天鹅绒,他对已经侧身而过的姜文说:她的肚子一点也不像天鹅绒。 两个爱情故事都湮没了 再说寓言 周韵在1958年生下遗腹子,在1976年,她疯了。她儿子一直都搞不清楚妈妈是真的疯了还是偶而迷乱。1976年,记得那个年代曾经有一期美国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Are China Mad? 从习惯于把祖国比做母亲的年代过来的姜文,显然想隐约地表达,1976年,母亲疯了。(1958见,大跃进;1976年,文革结束。 癫狂状态中的疯妈周韵,她上树去抓羊,跟猫说话,给树刨坑,用石头垒房子,在屋顶上用她的海边家乡方言反复地背诵古诗。疯妈不让儿子上学,不让儿子出门,不让儿子出工,经常打儿子的耳光;然后把家里的东西都摔碎了。影片开头,她就把儿子的算盘摔碎了;有一次,她儿子陪着她把家里的碗碟器皿统统都摔碎了。房祖名偶然发现疯妈搭建的石头房子,里面把曾经破碎的东西都拼合好。但房祖名抑制不住的喷嚏把一切表面拼好的物什又都统统震碎了。1958年到1976年,Mad的中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活动,连任何外族入侵都不曾毁坏过的曲阜孔林都给捣毁了;掀起的文攻武卫,将传统中国文化的亲情人伦彻底撕毁。现在重新又拼凑的文物和文化,恐怕几个喷嚏也能震得粉碎。 再说魔幻现实的隐喻。 那只说着“我知道,我知道”的鹦鹉和剪去人头的合影照。周韵以为把合影上亡夫的头像剪去就可以忘记不堪的伤心事,但在内心底又无法摆脱。鹦鹉是她的幻觉,也暗示着她心底里无法抹去的期盼。 石头和石头房子。周韵从树下刨的大坑里挖出了很多石头;她背走这些石头;后来房祖名就发现了那座石头房子。石头象征着坚硬,似乎是她在情感上一直执着的影射;石头房子几乎就应该是她的内心了,虽然破碎了,但依然还保留着完好的影像。 鞋和衣物。她因为鞋而迷乱,癫狂;她最后失踪后只剩下一身顺河漂流的衣物。她最初去大漠的营房时,看到的也是亡夫的一叠衣物。姜文趁夜到石头房子里,也见到了她的衣服。鞋和衣物都表示着她感情的投射,那双导致她癫狂的鞋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一开始就化成了幻觉中的那只鹦鹉。姜文走进她的内心,看到她的感情,才恍然自己的感情原来很脆弱,随即发现了老婆和房祖名的偷情。 在第二段落里,充斥着大量的性隐喻。黄秋生一开始唱歌时厨房里五个应和着的姑娘,她们轮流接了一个匿名的性骚扰电话,接着黄秋生在这种充满性暗示的骚扰电话干扰下把手指切伤,拿起电话对骚扰的人说了句:丢你老母。接下来的他到医务室,在挂满白布的房间里迷失,并性亢进的护士陈冲挑逗。然后是在露天电影场的流氓事件,5个女人的屁股分别被摸了。黄秋生莫名其妙就被误当成流氓之一,在他摔断腿养伤的夜晚,接连2个倾慕他的女人来表白。先是性亢进的护士陈冲,一闻到他的气味就会兴奋得不能自持,甚至晕倒,她倾慕他,想做他的女人。紧接着是一个丑女人,她是骚扰电话的始作俑者,她打骚扰电话的目的就是想听听黄秋生声音,而她为那句亲口对她说的“丢你老母”而感到幸福 黄秋生是性压抑的角色,与之对应的是性放纵的角色姜文。姜文与护士陈冲一直都在偷情,他的喇叭吹响,陈冲就会到他的房间。姜文跟他老婆拍拖时,就用性幻想虚构了和孔镱珊的性爱过程。但当黄秋生在事情平息之后,在姜文房间里,和陈冲三个人小聚后,他上吊自杀了。他悬挂着的自杀身躯下面,7个女人:5个厨房姑娘,1个倾慕他的骚扰女,性亢进的护士陈冲。 其实,每个人都是性压抑的,包括姜文,他只能靠写出来的性幻想来满足自己。他甚至幻想孔镱珊的肚子像天鹅绒。性亢进的护士陈冲也压抑着,她在与姜文的偷欢中从来没有真正地满足过,所以她对黄秋生才充满幻想。有意思的是,姜文因“占着茅坑不拉屎”而被房祖名与老婆偷了欢。 1958年到1976年,确实是性压抑的年代。这从姜文的另一部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早已经作了铺垫。 再说死亡 周韵的亡夫,死在西北大漠的边陲,应该是执行公务殉职的。这从最后一段周韵挺着大肚子到营房去听俄罗斯人说明和面对有三个弹孔的衣服时可以判断。但在房祖名拿着头像被剪去一个的合影照片时,山村里的人却把周韵的亡夫错认成了另一个人。其实,房祖名的爸爸就是烈士,但村里人却说他爷爷才是烈士。 黄秋生自杀,是在压抑的年代因性压抑不能自持而自杀。房祖名是被姜文打死的,因为他强调了姜文老婆的肚子不像天鹅绒。(我突然想到,姜文在影片里应该是个性无能吧,他跟陈冲偷欢,却不能使陈冲满足;他在结婚前用性幻想来绘声绘色地描述与孔镱珊的性爱,并在结婚前说了:你的肚子像天鹅绒。下放到山村后,他却“占着茅坑不拉屎”,使自己老婆忍不住与房祖名通奸。最后,房祖名说他老婆的肚子其实不像天鹅绒,像是扯破他性无能的遮羞布而使他不能自持,所以枪杀了房祖名。) 周韵失踪了,但更像是肉体死亡了,但内心世界和执著的感情一直都在。所以,后来姜文趁夜在石头房子里见到了她的衣服。 其实整部影片的故事跟太阳都没有关系。所以,太阳不过是最后,也是最大的隐喻。相比于用性压抑来暗示压抑的年代,太阳在最后的点睛。太阳不过是乌托邦的革命理想,或者这片禁锢了他7年不能拍片的红色帝国。通篇都像在叙述一个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但最后终于把这个故事放置在“太阳”下面。这是姜文最大的野心,他仍然没有放弃表达他最渴望的主题。司空图曾说,不着一字,尽将风流。他能把整部电影没有一处笔墨来批判敏感的内容,但最后一个回旋,整篇故事都是在表达他的批判。 想起广东的《南方窗》杂志扉页曾经引用一句话: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是的,压抑的年代过去了,太阳照样生起,太阳照姜文的模样升起。但曾经的太阳却一去不复返地湮没了,曾经的纯真爱情,曾经的理想与激情,曾经萌动的青春岁月,都伴随着新的冉冉升起的太阳而彻底湮没了。 这就是姜文,在一句批判的话都没有的情况下(所以影片能够一刀不剪地公映),他始终还是表达了他的意象。 September 13 ZT: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看到了,我觉得我震撼。其实,我是没有资格在这里评论什么,我能够做的就是把好的东东转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也满足自己的一点小小的私心:把这些精华的文字保留下来,时不时可以方便的翻到,看到。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余 华
感谢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赵教授是中国精神科和心理治疗方面的权威,他很谦虚,不承认自己是权威,我对他说,你把崔永元著名的抑郁症治好了,你治好了一个权威,你就是权威了。今天,这个权威冒险邀请我这个门外汉来这里演讲,让我担心他的心理是否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当然,我生活中时隐时现的焦虑和崔永元的抑郁症相比微不足道,我今天之所以有胆量站在这里说话,是因为我有一个强有力的伙伴,我多年的朋友崔永元先生。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标准,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我今天仍然要讲故事,今天是免费的。 赵教授告诉我,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9%,到2006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之外。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的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以年收入只有六百多元人民币为指标,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将这个指标提高两百元,也就是年收入八百多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就将达到一个亿。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这次中德心理治疗大会的中方主席肖泽萍教授告诉我,之所以邀请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写下了一部名叫《兄弟》的小说。肖教授引用了我在《兄弟》后记里的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于是才有了今天晚上的主题——40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一个作者的视角。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二十多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我完全同意易卜生的话,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为什么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现在有答案了,因为我是一个病人。与其说我是来这里演讲,不如说我是来寻求治疗。
——2007年5月21日在上海中德心理治疗大会上的演讲 |
|
|